那丑

任何在原则上反对观点A的观点（观点B），在层次上一定和A是一个水平，换句话说，B和A只是一体之两面，而不是超越了A。女权主义的立场如果永远都是“反对男性中心论”或“建立女性中心论”，那它永远超越不了男性中心论，只能永远和它对抗，哪怕所有生物上的男性都死光了，它也要给自己建构一个“男性”（敌人），否则它没法继续存在。女性是人，但如果女权主义者从原则上就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同质的）性别、而不是一个个的（异质的）人的话，那么发生在女性身上的一切事都和性别有关，最后的结果就是性别斗争扩大化，走到极端的后果，可以参考其它类别的斗争扩大化的结果。
女权主义的先驱波伏娃作为一个现象学家，她懂得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学方法，就是看事情不能用概念代替描述（事实上她的“第二性”的说法也是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的出来的一个成果。它不是概念，而是一系列描述的集合，可惜的就是，后人把这个成果丢掉了，本来波伏娃是用描述来解构对女性的定义，结果她的“第二性”因为误解而被后人重新变成了一个定义）。但很显然，这种方法没有被她的后人继承到。张晓红看到李晓丽，她看到的首先不是她同学，而是女性；看到张晓明，看到的也首先不是她哥哥，而是男性，是敌人。在这种视觉的基础上，出现什么极端主张都不奇怪。这种极端派在生活中不接触具体的人，不做具体的事，满脑子性别斗争，一对概念包揽一切、抹平一切、“还原”一切，说好听点叫抽象的二元论，说不好听点就是二极管。二极管的两极看似对立，实则唇亡齿寒，依赖对方才能存在，所以极端女权和极端男权是一回事，甚至有些具体主张都一样。男权最恶臭的主张也无非是把女性当物来买卖，可是有些极端女权主义者也主张自己啥都不干，要求男性供养一切（这种主张实现出来，只能是用自己的自由去交换，别无他法，因为现实就是男性掌权，她们难道不知道吗？）——它们的区别无非是，前者把男性中心论摆在明面上，后者则把男性中心论藏在衣服底下。这不就是不接触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坐着空想的结果么？
实际上女权流派众多，是因为它们在各自的理论中确立的那个“实体”不一样，或者换句话说，相对应的本体论不一样。有的认为女性的本质是某某经验，有的认为女性的本质是某某社会身份，它们为之争取权利的主体都不是一回事，出发点都不一样。就好比同样为人类谋福利，“人类”到底指的是什么，每一拨谋利者的理解都不同。把这些流派统一在一起的东西，我觉得根本是个偶然，它们之所以看起来都在做一类事，并不是其中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一种“家族相似”而已。所以我觉得，找一种自己认同的女性主义，其实就是在寻找自己对“女性”的理解，这个理解找到了，反而根本不用听那些理论了，只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够了。
当然，我是男的，在相当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眼里，我根本不配对此话题发表见解。但我看到这个主题还是忍不住说几句，不能保证什么水平，至少保证我是真诚的。

那丑

回复 6#  @羽·凌风

的确，这类人应该从真诚的女权主义者中区别开来。就好比当年通过打“铁拳”恃强凌弱而起家的红什么冰，造什么什么头头，他们并非真的信自己成天背诵的那本书，而是借机为自己牟利顺便打压别人。因为没文化，所以复杂深刻的理论理解不了，但名词用得十分溜，帽子扣起来相当顺手，当的是A的卫士，干的是B的勾当。
实际上理论从来都是为实践服务的，这些人做的也是这种事，只不过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罢了。那些真正的女权领袖则为她们所界定的这个“女性”服务，尽管不同流派之间所认同的这个“女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但只要是真诚的，就还是女权主义。
说到身为一个女性，要将哪些人视作“自己人”的问题，我倒觉得，这个“自己人”不免总是有点抽象。无论是什么流派的女权主义，只要它还只是个理论流派，而不是有现实构架的社会组织，它就还没完全形成自己确定的外延。因为理论不等于口号，理论是科学，科学是从个人和集体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认同某一理论的人，如果遇到了和这个理论相悖的经验事实，那就要修正或反对这个理论，而不是相反。理论只是对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对经验的规定。假如某个流派的理论告诉张晓丽，男性结婚的普遍目的都是将女性视作生育机器，那么假如张晓丽的丈夫并没有这么想，反而非常尊重她的生育自由，这个时候难道她的理论能让她丈夫变成一个男性中心论者吗？或者如果它能，那这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呢？她遇到的所有问题从来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只是这些问题有很多可以从性别角度来解释罢了；如果她能具体地解决问题，她要理论干什么呢？如果她不能具体地解决问题，那理论能帮她解决具体的问题吗？理论的作用是让她看问题更深刻，从而找到更巧妙的解决方式，但它本身不能绕过她的经验、粗暴地告诉她，哪里有问题。这种理论至上、倒名为实的做法，在一些女权主义流派的观点里，本身就是男性中心论特有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觉得，无论什么流派的女权主义理论，它都是用来解释经验的，而不是否认或凭空创造经验的。而解释经验也不是目的本身，解释只是为了解决。所以真正务实的女权主义者，永远都是在一个个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包括她们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女权主义理论只是她们解决问题之路上的副产品。
张晓丽的“自己人”不是抽象的、“共同主张”的“女性”，而是身边愿意支持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善意的陌生人。他们之中有人甚至有可能有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论的思维定势，但他们关心张晓丽，愿意为了她而反思自己身上的顽疾，做出支持她的选择。女权主义只是一种主义，没有自己人，也没有敌人。有自己人也有敌人的，永远是某个人，而不是任何“想象的共同体”。
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看法未必需要一个女性立场，可能日常的理性和经验就管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