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文献翻译】埃塞俄比亚狼通过雌性扩散减少近亲交配

羽·凌风

本篇原文在此~ http://beheco.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8/3/579.short

Inbreeding is reduced by female-biased dispersal and mating behavior in Ethiopian wolves (2007)
埃塞俄比亚狼通过雌性扩散减少近亲交配

Deborah A. Randall,a John P. Pollinger,b Robert K. Wayne,b Lucy A. Tallents,a Paul J. Johnson,a and David W. Macdonalda
a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Oxford, Tubney House, Abingdon Road, Tubney OX13 5QL, UK
b Department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621 Charles E. Young Drive South, Los Angeles, CA 90095, USA

分子生物学可以为研究野生动物的血缘关系、交配行为和个体扩散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我们检测了巴里山（Bale Mountains）的192只埃塞俄比亚狼（来自29个狼群，n = 29）的基因中的17个微卫星位点（microsatellite loci），以 1) 评测各个狼群间和 2) 幼仔的父母间的亲缘关系，并 3) 判断主要是扩散还是交配行为能避免近亲繁殖。群体内两两个体配对的遗传相似度（pairwise relatedness）（R = 0.39）明显比群体间随机的个体之间要高。不过，繁殖对的雌雄之间常常是无血缘关系的，这表明以雌性为主的个体扩散有助于避免近亲繁殖。我们使用组合排除法、似然分析（通过CERVUS软件）和亲缘关系重建，为49只幼仔确认了母子关系、为47只幼仔确认了父子关系（来自12窝，n = 12）。其中三分之一存在多父现象（multiple paternity）；28%窝内具有来自其他狼群的父亲的基因；二分之一的窝的基因来源是完全明确的。我们没有找到跨群繁殖可以减少近亲繁殖的证据；不过，更细节的分析显示，近期种群数量的降低和波动可能归咎于经常性的疾病爆发。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和信息讨论了埃塞俄比亚狼以雌性为主的扩散行为和交配系统的适应优势。

关键词：犬科 canids、CERVUS软件、扩散 dispersal、跨群交配 EPC、亲属关系 kinship、微卫星 microsatellites、亲子关系 paternity

群体的适合度是社会演化的关键 (Macdonald et al. 2004)，而产后留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Waser 1996)。留群的年轻动物可能可以直接从群体生活中获益（留群优势假说 benefits of philopatry hypothesis）(Waser 1988; Stacey and Ligon 1991)，也可能是因为离群扩散的风险太大、以使他们不得不回到集体中（生态约束假说 ecological constraints hypothesis）(Selander 1964; Brown 1969; Woolfenden and Fitzpatrick 1978; Koenig 1981; Emlen 1982)。扩散相比留群也有一些适应优势，这些优势和避免近亲繁殖、寻觅配偶和资源竞争有关 (Clutton-Brock 1989; Johnson and Gaines 1990; Creel and Macdonald 1995; Pusey and Wolf 1996)。基于性别的扩散被认为是避免近亲繁殖的方式之一 (Wolff 1992, 1993)。在社会性犬科动物中，人们仍不清楚到底是哪种性别的扩散有助于减少近亲繁殖 (Moehlman 1989)。根据理论模型的预测，只有当留群能带给亚成体最大的繁殖成功率时，这些亚成体才会留在群体中 (Brown 1987)。同样地，交配系统也是决定群体是否分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Greenwood 1980; Dobson 1982)。Greenwood’s (1980) 的“资源竞争假说（resource competition hypothesis）”认为，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雄性留群行为占主导，因为照料后代和保卫领地都需要父亲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雄性留群行为就可以让雄性就更多的机会能获得一个质量优异的领地，以吸引雌性。

埃塞俄比亚狼 Canis simensis 的群体通常有13只个体，共同捍卫属于群体的领地 (Sillero-Zubiri and Gottelli 1995b)。在很多社会性的犬科动物中都存在明确的社会等级划分，且占据主导地位的雌性通常可以垄断生育权，每年产下最多6只幼仔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群体里所有的成员都会帮助育幼，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助手可以通过增加幼仔存活率获得自身适合度上的好处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由于非洲高山生境（Afroalpine）的破碎化、且缺少未被占据的领土，扩散对于这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 (Sillero-Zubiri and Gottelli 1995b; Sillero-Zubiri, Gottelli, and Macdonald 1996)。观测数据表明，埃塞俄比亚狼的群体结构和繁殖对构成有三种主要形式：1) 雄性数量在群体中占优，少量雌性留在群体中，并最终可能获得繁殖权力；2) 大部分雌性都在约2岁时离开群体，并可能成功加入其他狼群；3) 地位较低的雌性和同群的雄性组成联盟，并分裂出一个新的狼群 (Sillero-Zubiri 1994; Sillero-Zubiri, Gottelli, and Macdonald 1996; Marino 2003;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

过去的研究已从资源获得的方面阐释过埃塞俄比亚狼的社会 (Sillero-Zubiri 1994; Marino 2003)。生活在非洲高山生态系统的埃塞尔比亚狼的主要食物为啮齿动物 (Sillero-Zubiri and Gottelli 1995a)。在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这些狼更能容忍留在群体里的亲戚，这样使得狼群规模和领地范围都得以增加 (sensu Kruuk and Macdonald 1985)。在这种条件下，大狼群中的个体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狼均猎物总量 (Marino 2003)。反之在资源匮乏之地，狼群很少，通常只由一对狼组成 (Marino 2003)。因此，社会性的好处显而易见，即能够获得、继承以及共同保卫一片高质量的领地 (Marino 2003)。这种以资源为基础构建的社会性可能也是埃塞尔比亚狼不同于其他动物、以雌性扩散为主这种行为的产生基础，而其他动物则通常都是以雄性扩散为主的 (Greenwood 1980)。基于资源竞争假设 (Greenwood 1980)，雄性可能在保护资源的投入上更大，也未来也具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继承领地。这些预测表明，埃塞俄比亚狼中，雄性可能比较倾向于留守在群体内，对保卫领地的贡献也更大 (Sillero-Zubiri and Macdonald 1998)。

人们普遍认为，影响扩散和留群的成本和收益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Macdonald and Carr 1989)。根据以观察到的埃塞俄比亚狼的繁殖行为，避免近交可能是雌性扩散行为的一个额外收益。雄性留群、以及雌性头狼的长期集权，增加了狼群里潜在的近交机会，而雌性扩散则可能可以避免这些近亲繁殖出现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然而，生境的容纳能力限制了个体扩散，再加上偶尔会有雌性选择留群而非扩散，因此狼群为避免近交可能还发展出了另外一种行为机制。过去的研究发现，70%观察到的交配行为都发生在相邻群体的雌雄头狼间 (Sillero-Zubiri, Gottelli, and Macdonald 1996)，遗传分析也为这些现象提供了证据 (Gottelli et al. 1994)。研究指出这种跨群交配（extrapack copulations，EPCs）可能可以避免近亲繁殖 (Sillero-Zubiri, Gottelli, and Macdonald 1996; Sillero-Zubiri et al. 1998)，使雌性有机会可与基因相异的雄性交配 (see also Jennions and Petrie 2000)。不过，此行为的意义还未得到证实，另一种有关跨群交配的解释也是合理的 (e.g., deterring infanticide by neighbors, Wolff and Macdonald 2004)。

我们在野外观察了几个生活在巴里山的主要埃塞俄比亚狼群，研究它们的微卫星位点数据，构建种群和空间信息，以 1) 确定群内和群间的亲缘关系、2) 评估扩散和/或交配行为是否可以回避近亲繁殖。根据以往的观察数据，我们预测微卫星数据可以有效地体现群体里近交现象是否严重 (Sillero-Zubiri 1994; Marino 2003;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但是，如果以性别为基础的扩散是避免近亲繁殖的一种机制，那么繁殖对的个体就该是没有亲缘关系的，乱伦在群体中也应是很罕见的。我们根据基因的亲子关系确定出群体中的繁殖对，同时这也被用于评估跨群交配的程度。父子系谱关系数据用于检验跨群交配是否可以使雌性有机会在群体外获得不同的基因。

方法 METHODS

我们主要研究了生活在巴里山的两个埃塞俄比亚狼种群：网谷种群（Web Valley，WV，研究时间为2002-2003年的繁殖期）和萨内蒂高原种群（Sanetti Plateau，SN，研究时间为2003-2004年的繁殖期）（图1）。每个狼群的个体数量和领地位置都是不同的，因此易于区分。在同一个巢穴边出没，相互间表现友好，且一同巡逻边界的个体，就被视为属于同一个群体 (as in Marino et al. 2006)。考虑到观察时视野里可能无法看到所有的成员，为确定群体的个体数量和年龄/性别组成，我们会在整个繁殖期一只对个体进行统计，直到没有发现新的成员为止。我们将个体分为成体（>两岁，adults），亚成体（1-2岁，yearlings）和幼仔（<1岁，pups）。产仔数量为窝内可观察到的最大幼仔数量 (Sillero-Zubiri et al. 1998)。领地为用ARCVIEW version 3.0（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公司）去除5%外围得到的最小凸多边形，而绘制领地位点所用的GPS数据则是每年四月到五月从野外采集的 (as in Sillero-Zubiri and Gottelli 1995b)。

WV亚种群（a）和SN亚种群（b）的狼群分布示意图。黑色多边形框内为焦点狼群；白色为非焦点狼群。小图表示两个亚种群在巴里山的分布。

我们支持非损伤性DNA采样，因此粪便样本是样本的主要组成。我们很难对没有戴耳标或其他标志物的野生动物进行个体识别，因此我们尽可能采集了每个群体和每窝幼仔的粪便样本，尽量保证每个个体的样本都被采集到。粪便样本可以为我们提供狼的年龄、性别和所属群体等信息。幼仔的粪便都是在巢穴附近收集到的。我们同时还分析了因狂犬病疫情而死亡的27头狼（皆来自网谷种群，采集于2003年 (Randall et al. 2004)）和接种期捕获的85头狼 (Knobel D, Fooks AR, Brookes S, Randall DA, Williams SD, Argaw K, Shiferaw F, Tallents LA, Laurenson MK, unpublished data) 的组织样本。所有的样本都保存在96%酒精中。

根据与制造商的协议，我们用QIAamp DNA提取工具试剂盒（厂商：QIAGEN, Valencia, CA）从粪便中提取DNA，用QIAamp DNA试剂盒（厂商同上）从组织中提取DNA。每组提纯时都用了阴性对照，以监控DNA是否被污染。我们从狗的基因组 (Breen et al. 2001) 里选取了17个微卫星位点，这些位点在埃塞俄比亚狼种群中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16个四核苷酸重复序列位点（FH2001, FH2054, FH2119, FH2137, FH2138, FH2140, FH2159, FH2174, FH2226, FH2293, FH2320, FH2422, FH2472, FH2537, PEZ17, and PEZ19）和1个二核苷酸重复序列位点（C05.377）。我们通过一个Y染色体位点和引物MS34或MS41来进行性别确定 (Olivier et al. 1999)。我们取用QIAGEN多功能PCR试剂盒扩增微卫星，其10 μl反应体系中包含有1.5 μl DNA、1.0 μl混合引物、0.4 μl 10 mg/ml牛血清白蛋白、5.0 μl QIAGEN PCR混合液和双蒸水ddH2O。扩增皆是使用可自行调整程序的Peltier热循环仪（型号：MJ Research PTC-200；厂商：Waltham, MA）。基因分型反应由一个已设置有标准尺寸的自动测序程序运行。我们用多管分型法 (Navidi et al. 1992; Taberlet et al. 1996) 对粪便样本进行基因分型，两个等位基因的杂合基因座都将被扩增至少两次，而纯合基因座的单等位基因将扩增至少三次。一只的基因型可结合至少14个位点。其他研究已详细介绍过这种基因分型方法和验证技术 (Randall 2006; Randall DA, Pollinger JP, Tallents LA, Macdonald DW, Wayne RK, unpublished data)。

我们用CERVUS version 2.0软件 (Marshall et al. 1998) 计算等位基因频率，用GENEPOP网页版 (Raymond and Rousset 1995) 检测单个亚种群内和全种群每个位点的哈迪-温伯格平衡偏差，同时还使用GENEPOP软件 (Raymond and Rousset 1995) 的Fisher精准检验得出单个亚种群内和全种群的连锁不平衡（linkage disequilibrium (LD)）。在检验时，我们排除了亚成体和幼仔的基因型，以避免不同代对结果的影响，并使用邦弗朗尼校正（Bonferroni corrections）做多重检验 (Rice 1989)、调整P值到0.05名义水平（nominal level）。

我们用GIMLET version 1.3.1.软件 (Valie`re 2002) 计算两兄弟姐妹关系的个体具有相同基因型的概率（PIDsib）(as in Evett and Weir 1998; Waits et al. 2001)。PIDsib是同群低等级个体或亲缘个体相互之间具相同基因型的概率的保守估计 (Waits et al. 2001)。我们最后还用IDENTITY软件 (Allen et al. 1995) 检查数据集里重复的基因型。

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都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确定（图2）。亲子关系都是用CERVUS version 2.0软件 (Marshall et al. 1998) 的以似然为基础的方式进行最初的构建。这种方法可以忽略父母基因型判断的误差，基于不同的LOD（如似然比的对数），计算出所有父母样本的统计置信。不过，由于无法计算得出那些位取到样本的群内或外来个体，这种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 (Marshall et al. 1998; Morrissey and Wilson 2005)。考虑到这一点，为进一步提高计算的准确性，我们使用了COLONY version 1.2软件 (Wang 2004) ，通过分析子代的亲缘关系，来推断每个亚种群（和狼群）中可能的父母配对数量。

亲子鉴定的流程图。流程旁括号内的数字示每一阶段确认的亲子配对数量。

由于亚成体不太可能参与繁殖 (Sillero-Zubiri 1994)，因此我们将他们排除在父母样本之外。此外，社会地位高的雌性长期占有繁殖权 (Sillero-Zubiri, Gottelli, and Macdonald 1996)，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亚成体和同亚种群内的幼仔可能是兄弟姐妹关系，具有极高的亲缘关系，如此一来变会混淆对幼仔真实父母的分析 (Marshall et al. 1998; Morrissey and Wilson 2005)。同一窝幼仔，即由同一个母亲、在同一年产下的幼仔。如果一个狼群里只有一只成年雌性，而狼群内的幼仔其中一只或多只经分析都不是她的孩子，那么我们就排除这条系谱关系 (as in Baker et al. 2004)。除此之外，我们还用CERVUS软件分析所有母亲样本的配偶关系。

首先，我们对两个亚种群做了统一的亲子鉴定分析，为统计跨群交配的程度，每个狼群相邻群的雄性也都被看做候选父亲样本（图1）。当群里的成年雄性或附近其他群的成年雄性被判断为幼仔的父亲时，我们还将对其做一个限制分析。在做限制分析时，该群和邻近的其他群也都将作为分析的样本（图1）。如果一只雄狼（如果群体里没有多只雌性的话，则为繁殖对）作为该群幼仔父亲的置信度等于或高于95%，则我们就判定这只雄性为幼仔的父亲。如果一只雄狼（或繁殖对）在该群中只有一只或无亲子不配对的情况，且置信度等于或高于80%，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判定其和幼仔具有亲子关系——这是考虑到基因分型误差和基因突变的可允许误差。而如果不配对的幼仔数量多于一只，置信度更低，那么结果就是不可靠的。如果亲子鉴定和限制分析的结果不一致，那么我们就采用具有更高置信度的结果。如果两者置信度相等，那么我们就采用限制分析的结果，毕竟群体内的雄性成为幼仔父亲的几率比相邻其他群体的雄性要大 (Sillero-Zubiri, Gottelli, and Macdonald 1996)。如果仍有多于一个繁殖对不能排除，我们就采用置信度较高的那一个，或匹配率高的一方（若置信度相等）。如果几个繁殖对的这些参数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COLONY软件来更相近地分析亲子关系了。

最后，我们将无法通过前述步骤判断出亲子关系的幼仔的基因分成“整体”和“半数”两份，用COLONY软件分析这两份数据，推断其父母。每个群体都是单独分析的（图2）。如果一窝中只有一个幼仔没有被分析确定亲缘关系，且其他幼仔的亲子关系都相同，那么其亲子关系就判断为和其同窝兄弟姐妹相同。

亲子模拟 (Morrissey and Wilson 2005) 的错误率默认为0.01，这个值比用数据估计出的错误率（0.008）稍保守一些 (Randall 2006; Randall DA, Pollinger JP, Tallents LA, Macdonald DW, Wayne RK, unpublished data)。我们在进行亲子关系的可能性分配分析 (termed el in Morrissey and Wilson 2005) 时也将错误率设为0.001。对于eg和el这两个参数，尽管CERVUS软件给出了许多设置选择，但大部分研究都设eg = el。在 Morrissey and Wilson (2005) 的文献中，研究参数设置为0 < el < eg（低估可能性分析中的真实错误率），因此即使出现了一部分基因分型错误，依然可以成功完成较准确的亲子配对。无论开放还是限制分析，都包含有几个参数：可能的父亲数量、已采集的父亲样本数占可能的总数比、群体中亲戚的影响。我们视群体内平均成年雄性数量为幼仔真正父母的亲属，以此评估群体中亲属对亲子鉴定的影响。模拟分析运行10000个周期，统计学显著性定义为80%和95%置信度。在使用COLONY软件时，我们使用种群特殊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分型错误率 (Randall 2006; Randall DA, Pollinger JP, Tallents LA, Macdonald DW, Wayne RK, unpublished data)。

我们采用稀疏分析法 (by Geffen E, as in Girman et al. 1997) 以确定用作较准确估算亲缘关系的微卫星的数量 (Queller and Goodnight 1989)。校正种群等位基因频率后，我们便用RELATEDNESS 5.0软件 (Queller and Goodnight 1989) 来判断个体间相关度（Pairwise Relatedness，P）。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s (SEs)）由折叠位点得出。个体间相关度R值由分析15对雄性组合后得出。我们同时还分析了，同一个狼群内的个体间的亲缘关系，是否比相邻狼群间的亲缘关系要密切。为分析此项，我们将所有得到的群内（和群间）个体间相关度值按观察到的狼群年龄/性别组成重新随机排布 (after Girman et al. 1997; de Ruiter and Geffen 1998)，用SAS macros (SAS 1990) 对两个亚种群分别进行了置换测验。如果数值不超过也不低于1000次排布分析估计得出的数值的2.5%，那么就视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Manly 1994)。最后还使用KINSHIP软件 (Goodnight and Queller 1999) 分析一个狼群内成年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

为检测是否存在近交回避现象，我们用成对t检验（pairwise t-test）(SPSS Inc., Chicago, IL) 对比了繁殖对中群内父亲及跨群父亲和母亲之间亲缘关系。为明确跨群交配是否可以使雌狼获取更多样化的配偶基因，我们还比较了群体内繁殖的雄狼和其他成年雄性间的亲缘关系。由于邻近狼群的亲缘关系可能会很高，因此我们还对比了狼群内繁殖中的雌狼和成年雄性的亲缘关系。

结果 RESULTS

采用Bonferroni校正法，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位点或亚种群存在显著的杂合性（P > 0.05）。FIS值和零值间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呈负值（-0.04到-0.09），这意味着，亚种群内的随机交配是存在的 (Dobson et al. 1997)。17对位点都表现出显著的连锁不平衡（LD，P < 0.05），但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各亚种群内，这表明LD可能不是由物理连锁导致的，而是由种群结构导致的。由于弱连锁不会影响到分析 (Meagher 1986)，因此我们在分析结果时采用了所有17对位点的数据。

利用这17对位点的数据，我们可以对具有亲缘关系的后代（siblings）进行个体识别（PIDsib = 3.79 × 106）。这个数据意味着，所有亲缘后代拥有相同基因型的概率约为0.0004%，因此在我们研究的种群中出现相同基因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那3对数据最多的位点（即PIDsib /位点值最高的那些）的PIDsib值也为1.55 × 105（换算拥有相同基因型的概率约为0.002%）。另外，当把12个位点的数据用在亲子鉴定里时，我们得出的亲缘值结果也有微小的变化，这意味着这17个位点对亲子鉴定具有高度的决定性。在两个亚种群中，C05.377位点都存在一个微小、积极的无效等位基因频率，因此对于该位点，我们忽略了那些纯合子-纯合子、父母-后代不匹配的数据。

研究种群包含了179只个体、17个焦点狼群（即我们采集了DNA的148只个体所处的狼群，表1）。狼群个体数量（包括成体和亚成体）少则2只多则11只（平均±SE = 7.2±0.7，n = 17）。其中，7个狼群（占41%）中存在多于一只成年雌性（5个狼群均有2只成年雌性；剩下2个狼群均有3只成年雌性）。17个狼群中只有13个（占76%）成功繁殖了幼仔（即可以在窝里看到幼狼），共诞生了57只幼仔。每窝幼仔数量从1只到6只不等（平均±SE = 4.4±0.5，n = 13）。

WV和SN亚种群的各狼群情况。
括号中的数字示每个年龄层/性别组中成功进行基因分型的个体数。幼仔的各性别数量示成功进行基因分型的个体数（Unknown即未成功的个体数）。

我们分析了52只幼仔（占91%）的父子关系（未研究的那5只均为未能采集到样本、或测出的基因型不完整，表1）。母子关系分析则是取用了12窝里的49只幼仔，其中48只都是由占领导地位的雌狼所生、剩下1只为地位较低的雌狼的孩子（GAR，表2）。在所有情况下，雌性头狼都被观察到有怀孕和/或哺乳的迹象，尽管我们发现了一只属于低地位雌狼的幼仔，但我们并未找到可以证实这只低地位雌狼存在的证据。只有1只幼仔（MEG）没能确定母子关系，有两只雌狼都可能是他的母亲，而且这两只雌狼在MEG幼仔诞生那年都曾产下了自己的幼仔。有3只幼仔出现了母子关系分配错误（2只在DAR、1只在DOD），但经过亲缘关系重建后，我们仍是确认了这3只幼仔的所属。犬科动物二核苷酸和四核苷酸标记的突变率为10-2到10-3/世代 (Francisco et al. 1996)，据此我们可以推定8组母子关系配型错误是基因突变所致。MUL狼群中有2只幼仔无法确定母子关系，因为我们没能取得到该群体里唯一那只雌性的DNA样本（表1和表2）。

WV和SN亚种群的埃塞俄比亚狼幼仔的亲子配对情况。
a 括号内的数字示成功进行基因分型的幼仔数。
b 该狼群里两只雌性和幼仔都无法配对。
c 未能成功对该狼群里唯一的雌性进行基因分型。
d 无法对未确定基因型的幼仔做亲子鉴定，但可以确定该狼群里只有一只繁殖的雌性。
e 最小父亲数量意味着未确定基因型的幼仔和同窝兄妹一样具有相同的父亲。
f 两只幼仔未能确定父子关系，推断其父亲为同狼群里未采集到样本的雄性。
g 三只雌性都没有分配错误，根据CERVUS软件分析，三只幼仔被确认是雌性头狼的孩子，一只幼仔是地位较低的雌性的孩子。
h 两只雌性都没有分配错误，根据CERVUS软件分析，五只幼仔是雌性头狼的孩子，而根据亲缘关系重建分析，剩余一只幼仔也是雌性头狼的孩子。
i 其中两只雄性被认为是两个窝的幼仔的父亲（KOT的雄性头狼：是五只KOT幼仔和一只DOD幼仔的父亲；BAD未知社会地位的雄狼：是一只BAD幼仔和两只BBC幼仔的父亲）。

49只幼仔中47只确定下了母子关系的幼仔也都可以确定父子关系，至少14只雄狼被确定和这12窝幼仔有关（表2）。其中，37组父子关系置信度为95%，6组置信度为80%，4组以亲缘关系重新分析确定。3只没有确定母子关系的幼仔（1只在MEG、2只在MUL），其父子关系也未确定，还有2只不能确定父子关系，是因为没有采集到合适的雄性基因样本（BBC狼群）。有7窝幼仔都被分配在了同一个父亲下，另一头雄狼被认定为另一窝（BAT）幼仔的父亲。有两只雄狼被认为是3窝幼仔的父亲，同时也是另一窝（BBC）中两只未确定父子关系的幼仔可能的父亲。如上所示，和每只雌性交配的雄性数量为1-2只，多配偶的概率为33%（12窝中有4窝如此）。总的来说，有13只确定了父子关系的幼仔，其父亲都是群外的雄性（表2），并且都是来自于相邻的狼群（图1和图5）。三只繁殖的雌性（来自DOD、KOT和BAD狼群）既和群内的雄性交配，也和其他狼群的雄性交配。另一只繁殖的雌性（来自BBC狼群）似乎也既曾和群内的雄性配对，又有跨群交配的现象（如果这个狼群里那2只没有确认父子关系的幼仔确实是其他雄性的孩子，那么就可以确定存在跨群交配了）。6只雌性只和群体内的雄性交配过，2只雌性（都来源于GAR狼群）只有跨群交配。我们的亲子鉴定结果表明，跨群交配诞生的幼仔占总数的28%（13/47），而存在跨群交配现象的窝占总数的50%（6/12）。

总的来说，成年雄性每年繁殖0至5只幼仔，但两个亚种群的雄性繁殖成功率却不相同，分别为67%（WV）和75%（SN）。个体在群体中的统治地位似乎是繁殖是否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6个已明确狼群社会关系的群体中，有4个狼群的雄性头狼被确认为是群体里所有幼仔的父亲（DAR，n = 6；TAR，n = 5；WOL，n = 1），另2个狼群的雄性头狼可确认是大部分幼仔的父亲（KOT，n = 5/6；DOD，n = 3/4）。

亲-子、同窝后代和无亲缘个体两两比较的平均（±SE）成对R值分别为0.5、0.5和0（母-子，n = 49，R = 0.494±0.029；父-子，n = 47，R = 0.511±0.032；同窝后代，n = 78，R = 0.522±0.025；无亲缘，n = 15，R = 0.031±0.042），其中同窝后代的平均R值比预期的要高，为0.25（n = 24，R = 0.313±0.050，图3）。

平均两两对比亲缘度，(a) 亲属关系已知，(b) 亲属关系未知。条状线上的数字表示，(a) 两两对比的组数，(b) 统计平均数所用的狼群数量。

狼群内成体和亚成体两两比较的平均（±SE）成对R值为0.298±0.016（n = 16），成年雌性的R值为0.392±0.065（n = 4），成年雄性为0.333±0.023（n = 15），见图3。所有数值都明显比随机个体的亲缘值更高（P < 0.001，表3）。相邻群体的个体间的平均亲缘值同样也比同一个群体个体间的平均亲缘值要低，无论年龄、性别如何均是如此，但和随机群体的个体的亲缘值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表3）。在WV亚种群中，相邻群体个体的亲缘值明显比随机个体（R = 0.069，P < 0.0001）和雄性个体（R = 0.104，P < 0.0001）的亲缘值要高，但不及雌性个体两两比较的亲缘值（R = -0.084，P = 0.90）。在SN亚种群中，相邻群体个体的亲缘值和随机个体（R = 0.014，P = 0.90）和雄性个体（R = -0.026，P = 0.090）的亲缘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明显比雌性个体间的亲缘值（R = 0.054，P < 0.0001）要高。

群内个体及邻近群间个体的平均两两比较亲缘值（R）。
观测值和随机值相比较，其中随机计算时所取用的年龄层/性别组和观测数据相同。n值示我们进行比较的狼群数量。

我们使用似然比检验 (Goodnight and Queller 1999) 来检验狼群内成年个体间的亲缘关系。对于全同窝/亲-子（主要假设）和半同窝（零假设），分析出现II型错误（错误地接受零假设）的估计比例分别是0.348（WV亚种群）和0.323（SN亚种群）。因此，R值的大量重叠令检验的结果显得模棱两可（图4）。半同窝和无亲缘关系个体相比较，II型错误都同样高（分别为0.426和0.450）。因此，我们检测了狼群内成体的两两相关的II型错误率是否能明显比全同窝/亲-子或无亲缘低（后两者分别为0.038和0.033）。总的来说，全部雌性两两比较（n = 8）和77%的雄性两两比较（36/47）都明显更接近全同窝/亲-子比较，而非无亲缘个体的比较。另一方面，只有43%的雌性-雄性两两比较（24/56）的数值更接近全同窝/亲-子比较。在狼群内部，异性间的平均亲缘值（n = 14，R = 0.103）同样也比同性间的平均亲缘值要低（图3）。

无亲缘、半同窝和全同窝两两对比的R值分布，使用KINSHIP软件计算得出 (Goodnight and Queller 1999)。

不同的狼群，成体的亲缘关系构成是不同的（图5）。有三个狼群（ALA、DOD和BAT）中，2只或以上有亲缘关系的雄性（R = 0.23–0.72；用KINSHIP软件做的全同窝/亲-子检验，所有P < 0.05）都和同一只没有亲缘关系的雌性结成了配偶（R = -0.49~-0.08，P > 0.05）。有四个狼群（DAR、KOT、TAR和BAD）内只有一对相互间没有亲缘关系的繁殖对（R = -0.20~0.06，P > 0.05），留群的雄性后代也是这对配偶的孩子（R = 0.27–0.53，P < 0.05）、或者是雌性头狼的孩子（DAR狼群里有一只幼仔如此，R = 0.27，P < 0.05）。在BBC和GAR狼群内，成体的亲缘关系结构分好几种：BBC狼群内有2只具亲缘关系的雄性（R = 0.54，P < 0.05）且都和繁殖地位的雌性没有亲缘关系（R = -0.27，P > 0.05），还有1只成年雄性据推测是雌性头狼的后代（R = 0.34，P < 0.05）；GAR狼群内有1只成年雄性和雌性头狼没有亲缘关系（R = -0.16，P > 0.05），1只可能是雌性头狼的后代（R = 0.16，P < 0.05），还有一只既和雌性头狼没有亲缘关系（R = 0.04，P > 0.05）也和其余2只雄性没有亲缘关系（R = -0.11~0.22，P > 0.05）、但和群体中一只地位较低的雌性具有堪称同窝兄妹或亲子的亲缘关系（R = 0.31，P < 0.05）。GAR狼群中有两只地位较低的成年雌性（R = 0.50和0.54，P < 0.05）和多只雄性（R = 0.31–0.72，P < 0.05）都和雌性头狼为同窝兄妹或亲子关系，这也表明了雌性具有留群的行为。我们同样在MEG和QUA狼群中观察到了2只成年雌性具有亲缘关系（两者分别为R = 0.13，P < 0.05和R = 0.50，P < 0.05），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推断这些狼到底是姐妹关系还是母女关系。WOL和QUA狼群的成员之间几乎都是同窝兄妹或亲子关系（R = 0.27–0.71，P < 0.05）。只有2只成年雄性和其他所有成体都没有亲缘关系（BAD狼群，R = -0.10~0.05，P > 0.05；NYA狼群，R = -0.28~0.08，P > 0.05），这大概可以表明雄性扩散行为的存在。所有亚成体都是各自狼群雌性头狼的后代（R = 0.31–0.67，P < 0.05）。

WV（a）和SN（b）亚种群里，焦点狼群的成体的亲属关系。雌性头狼和其群内配偶为灰色；未采集到样本的个体为黑色。实线连接的个体为可能具亲缘关系的个体（P < 0.05）。虚线箭头示跨群交配。所有狼群的简称和其所处位置均在图1中标示。

亲缘关系分析显示，73%（11/15）的成功交配（7/9群内交配和4/6跨群交配）都是在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间发生的（R = -0.26~0.22，P > 0.05）。4对近亲交配造就了19%（9/47）的近交后代。在WOL和QUA这两个狼群中，雌性头狼甚至可能和她们的后代进行了交配（R = 0.18和0.44；用KINSHIP软件做的全同窝/亲-子检验，P < 0.05）。在KOT和GAR（地位较低的雌性）狼群中，雌性和其他狼群里但可能是她们同窝兄弟的雄性交配（R = 0.41和0.44，P < 0.01）。平均来说，相比其他狼群的雄性，雌性头狼总是和她们自己群体里的雄性具有更高度的亲缘关系。对于WV亚种群，平均R值为0.093（平均随机数 = -0.017，置换检验，P = 0.02）；对于SN亚种群，平均R值为0.034（平均随机数 = -0.123，P < 0.01）。无论如何，不管是WV亚种群（平均随机数 = 0.077，P = 0.65）还是SN亚种群（平均随机数= 0.020，P = 0.60），相比相邻狼群的雄性，雌性头狼和本群的雄性亲缘关系更密切。WV和SN亚种群中，雌性头狼和邻近狼群的雄性的平均R值分别为0.048和-0.039。有3个狼群的雌性头狼不仅和本群的雄性交配、也有跨群交配现象，其中2个狼群中，雌性和本群雄性的亲缘关系要比外群雄性更高（或更低），但差异都不显著（成对t检验：pairwise t-test: t = -0.944，df = 2，P = 0.445），当然，我们的样本量太小，这个数据可能准确度不高。

讨论 DISCUSSION

我们的结果表明，埃塞俄比亚狼狼群内的亲缘关系比不同狼群间要密切，这意味着狼群的社会凝聚力和合作是有血缘联系在一起的。成体（雌性R = 0.39，雄性R = 0.33）和亚成体（R = 0.30）的R值相近，这些数值都和半同窝的数值接近（R = 0.31）。类似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其他犬科动物身上，例如非洲野犬 Lycaon pictus（群内R = 0.27，成年雌性R = 0.28，成年雄性R = 0.35）(Girman et al. 1997)。尽管同性的成年个体通常是具有亲缘关系的，但繁殖对之间却常是没有亲缘关系的，不管是群内（7/9）还是跨群交配（4/6）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和大多数犬科动物一样，埃塞俄比亚狼群内的亲缘关系结构差异很大，这可能和后代留群的行为程度有关。观测数据显示，狼群和繁殖对通常有以下几种组成形式：1) 多只雄性组成的联盟加上迁入的流浪雌性，2) 地位较低的雌性带领一只或多只雄性从原有群体里分裂而形成新的狼群，3) 地位较低的雌性在雌性头狼死后接替她的地位 (Sillero-Zubiri 1994; Marino 2003;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我们的数据支持这三种机制，虽然说后两者很难从基因数据中看出端倪。

在那些我们观测到足够亲属关系数据的狼群内（n = 11），雌性头狼要么和群体里的雄性配偶没有亲缘关系（n = 6）、要么和群体里至少一只雄性没有亲缘关系（n = 3）。对于剩下的群体（n = 2），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QUA狼群中，雌性头狼和她狼群里的所有个体都具有亲缘关系，除了一只成年雄性，而且狼群里也有地位较低的雌性下属。这只雌性头狼可能是从上一任头狼那里接受了繁殖权（前提是她是原本头狼的姐妹或女儿），也可能是她过去带领了一帮兄弟姐妹从原本的狼群分裂而组建了自己的狼群（那只地位较低的雌狼可能是她建立新狼群后生下的女儿），而且她也有可能和她的孩子们交配（如果那只和她没有亲缘关系的雄性是她在上一个繁殖季的配偶，而其他的个体是他们的后代的话）。在WOL狼群中，那2只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可能是一同从原本狼群中溜走的兄弟。这些结果提供了遗传学的证据，证明雌性更可能离开出生的狼群，并因此降低了头狼配偶之间的亲缘关系、避免近亲交配。另一方面，雌性如果留群，可能会增加出现群体内近亲繁殖的可能性（例如像QUA和WOL狼群那样），或者增加相邻群体间的近亲繁殖（因为有跨群交配现象存在，像GAR狼群的情况）。

我们得到的结果同样也支持通常一个狼群里只有一只雌性拥有繁殖权利的观察结论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7个拥有复数雌性个体的狼群中，只有1个狼群内的低地位雌性参与了繁殖（即GAR狼群）；在这个狼群中，有3只幼仔都是雌性头领的孩子，而同窝里还有1只则是属于那只低地位的雌性的。行为观察显示，MEG狼群的低地位雌性也曾试图繁殖并将幼仔产在头领的窝内，但基因分析表明她似乎是失败了。一妻多夫和跨群交配并不少见，多父和跨群幼仔的情况分别在33%和50%的窝里出现了，而且跨群幼仔占幼仔总数的28%。人们对赤狐 Vulpes vulpes 研究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这表明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都存在大量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现象 (Baker et al. 2004)。不过，埃塞俄比亚狼和赤狐的多父现象和跨群交配比其他犬科动物都要普遍 (Girman et al. 1997; Roemer et al. 2001)。正如过去对埃塞俄比亚狼跨群交配行为的观察 (Sillero-Zubiri, Gottelli, and Macdonald 1996)，所有跨群交配的对象均是邻近群体的雄性。

我们手头仍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跨群交配可以减少近亲繁殖。和群内交配相比，跨群交配的雌雄之间的亲缘关系可能反而会更高（而不是更低），当然，我们研究的样本量太小，不足以得出可靠的统计结论。不过，这些数据至少可以证明，雌性无法通过跨群而结识到和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雄性。此外，虽然雌性和她们群体内的雄性通常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但随机寻找到的来自其他群体的雄性，和本群的雄性在亲缘度上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由于这种种因素，跨群交配并无法提高产下远系杂交后代的几率。因此，雌性会选择跨群交配，原因可能并不是为避免近亲繁殖 (Wolff and Macdonald 2004，见下文)。

近零的F_IS值意味着，亚种群内的近亲繁殖并没有受到个体扩散或繁殖行为（如随机交配）的影响。过去人们也报道过在其他社会性物种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阿尔卑斯旱獭 Marmota marmota (Goossens et al. 2001) 和黑尾草原犬鼠 Cynomys ludovicianus (Foltz and Hoogland 1983)。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观察到的近交行为（4/15）可能只是种群数量在此规模下的偶然。不过，历史上的近交行为比例应该会比如今更低，因为过去埃塞俄比亚狼的种群数量更大 (Gottelli et al. 2004)。此外，传染病的爆发 (Sillero-Zubiri, King, and Macdonald 1996; Randall et al. 2004) 会扰乱群体的凝聚力并导致雄性的扩散行为，这可能会增加种群内近亲繁殖出现的几率；例如，如果雌性更多地留群或扩散到较近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雄性开始扩散。举个例子，Sugg et al. (1996) 的文献指出，如果黑尾草原犬鼠种群中，原本通常留群的性别开始扩散，那么种群内的近亲繁殖就会增加，因为这会增加近亲间遭遇并交配的几率。鉴于这种干扰是疾病爆发的结果 (reviewed in Randall et al. 2006)，我们仍可以推断跨群交配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只是效果已经不如以往了。而且，群体的人口结构改变和相互扩散，都可能让相邻狼群的亲缘关系变得比过去更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WV亚种群的相邻狼群的亲缘关系比SN亚种群要高得多，因为WV亚种群过去曾爆发过瘟疫 (Sillero-Zubiri 1994; Randall et al. 2004; Marino et al. 2006)，16年来（1988–2004）大量狼群不断地分裂和/或消亡。综上所述，由于人口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观测到的近交现象可能比这个种群过去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得多。

一直以来都有许多科学家致力于研究社会性犬科动物的繁殖系统和社会结构 (Bekoff et al. 1981; Moehlman 1989; Geffen et al. 1996)。这些依据经验得出的结论表明，如果选择压力作用在不同的地方，得到的社会结构就都是不一样的。过去的研究认为，埃塞俄比亚狼狼群的形成和扩大受两个因素影响：1) 是否有丰富到足以承受更大规模狼群的资源；2) 保卫或取得高质量领地的能力 (Sillero-Zubiri and Gottelli 1995b; Sillero-Zubiri and Macdonald 1998; Marino 2003)。我们认为，以雌性为主的扩散行为可能可以减少近亲繁殖。不过在我们的研究中也看到，当扩散和交配都是随机的时，近亲繁殖还是会偶然发生。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将搜集来自巴里山系其他种群、其他繁殖季的埃塞俄比亚狼基因数据，这样就能对这个物种的近交行为进行更准确的评估。鉴于近交对适合度和种群生存都具有不良影响 (Hedrick and Kalinowski 2000)，我们应当长期监测埃塞俄比亚狼的近亲繁殖情况，尤其是当种群出现大规模波动甚至数量陡降的时候。

1.        Allen PJ, Amos W, Pomeroy PP, Twiss SD. 1995. Microsatellite variation in grey seals (Halichoerus grypus) shows evidence of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wo British breeding colonies. Mol Ecol. 4:653–662.
2.        Baker PJ, Funk SM, Bruford MW, Harris S. 2004. Polygynandry in a red fox popul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group living in canids? Behav Ecol. 15:766–778.
3.        Bekoff M, Diamond J, Mitton JB. 1981. Life-history patterns and sociality in canids: body size, reproduction, and behavior. Oecologia. 50:386–390.
4.        Breen M, Jouquand S, Renier C, Mellersh CS, Hitte C, Holmes NG, Cheron A, Suter N, Vignaux F, Bristow AE, et al. 2001. Chromosome-specific single-locus FISH probes allow anchorage of an 1800-marker integrated radiation-hybrid/linkage map of the domestic dog genome to all chromosomes. Genome Res. 11:1784–1795.
5.        Brown JL. 1969. Territorial behaviour and population regulation in birds. Wilson Bull. 81:293–329.
6.        Brown JL. 1987. Helping and communal breeding in birds: ecology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Clutton-Brock TH. 1989. Mammalian mating systems. Proc R Soc Lond B Biol Sci. 236: 339–372.
8.        Creel S, Macdonald D. 1995. Sociality, group size, and reproductive suppression among carnivores. Adv Study Behav. 24:203–257.
9.        de Ruiter JR, Geffen E. 1998. Relatedness of matrilines, dispersing males and social groups in long-tailed macaques (Macaca fascicularis). Proc R Soc Lond B Biol Sci. 265:79–87.
10.        Dobson FS. 1982. Competition for mates and predominant juvenile male dispersal in mammals. Anim Behav. 30:1183–1192.
11.        Dobson FS, Chesser RK, Hoogland JL, Sugg DW, Foltz DW. 1997. Do black-tailed prairie dogs minimize inbreeding? Evolution. 51:970–978.
12.        Emlen ST. 1982. The evolution of helping. I. An ecological constraints model. Am Nat. 119:29–39.
13.        Evett IW, Weir BS. 1998. Interpreting DNA evidence: statistical genetics for forensic scientists. Sunderland (MA): Sinauer.
14.        Foltz DW, Hoogland JL. 1983. Genetic evidence of outbreeding in the black-tailed prairiedog (Cynomys ludovicianus). Evolution. 37:784–797.
15.        Francisco LV, Langston AA, Mellersh CS, Neal CL, Ostrander EA. 1996. A class of highly polymorphic tetranucleotide repeats for canine genetic mapping. Mamm Genome. 7:359–362.
16.        Geffen E, Gompper ME, Gittleman JL, Luh H-K, Macdonald DW, Wayne RK. 1996. Size, life-history trai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Canidae: a reevaluation. Am Nat. 147:140–160.
17.        Girman DJ, Mills MGL, Geffen E, Wayne RK. 1997. A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dispersal, and interpack relationships of the African wild dog (Lycaon pictus). Behav Ecol Sociobiol. 40:187–198.
18.        Goodnight KF, Queller D. 1999. Computer software for performing likelihood tests of pedigree relationship using genetic markers. Mol Ecol. 8:1231–1234.
19.        Goossens B, Chikhi L, Taberlet P, Waits LP, Allaine D. 2001. Microsatellite analysis of genetic variation among and within Alpine marmot populations in the French Alps. Mol Ecol. 10:41–52.
20.        Gottelli D, Marino J, Sillero-Zubiri C, Funk SM. 2004. The effect of the last glacial age on speciation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endangered Ethiopian wolf (Canis simensis). Mol Ecol. 13:2275–2286.
21.        Gottelli D, Sillero-Zubiri C, Applebaum GD, Roy MS, Girman DJ, Garcia-Moreno J, Ostranders EA,Wayne RK. 1994.Molecular genetics 588 Behavioral Ecology Downloaded from http://beheco.oxfordjournals.org/ at SiChuan University on May 19, 2013 of the most endangered canid: the Ethiopian wolf Canis simensis. Mol Ecol. 3:301–312.
22.        Greenwood PJ. 1980. Mating systems, philopatry and dispersal in birds and mammals. Anim Behav. 28:1140–1162.
23.        Hedrick PW, Kalinowski ST. 2000. Inbreeding depression in conservation biology. Annu Rev Ecol Syst. 31:139–162.
24.        Jennions MD, Petrie M. 2000. Why do females mate multiply? A review of the genetic benefits. Biol Rev. 75:21–64.
25.        Johnson ML, Gaines MS. 1990. Evolution of dispersal: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tests using birds and mammals. Annu Rev Ecol Syst. 21:449–480.
26.        Koenig WD. 1981. Reproductive success, group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ve breeding in the Acorn Woodpecker. Am Nat. 117: 421–443.
27.        Kruuk H, Macdonald DW. 1985. Group territories of carnivores: empires and enclaves. In: Sibly RM, Smith RH, editors. Behavioral ecology.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adaptive behaviou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 521–536.
28.        Macdonald DW, Carr GM. 1989. Food security and the rewards of tolerance. Comparative socioecology: the behavioural ecology of humans and other mammals. In: Standen V, Foley RA, editors. Spec Publ Bri Ecol Soc. 8:75–99.
29.        Macdonald DW, Creel S, Mills MGL. 2004. Society: canid society. In: Macdonald DW, Sillero-Zubiri C, editors. Bi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wild cani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5–106.
30.        Manly BF. 1994. Randomisation and Monte Carlo methods in biology.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31.        Marino J. 2003. The spatial ecology of the Ethiopian wolf, Canis simensis [D. Phil. thesis]. Oxford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32.        Marino J, Sillero-Zubiri C, Macdonald DW. 2006. Trends, dynamics and resilience of an Ethiopian wolf population. Anim Conserv. 9:49–58.
33.        Marshall T, Slate J, Kruuk L, Pemberton J. 1998. Statistical confidence for likelihood-based paternity inference in natural populations. Mol Ecol. 7:639–655.
34.        Meagher TR. 1986. Analysis of paternity within a natural population of Chamaelirium luteum. I. Identification of most-likely male parents. Am Nat. 128:199–215.
35.        Moehlman PD. 1989.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in canid social systems. In: Gittleman JL, editor. Carnivore behavior, ecology, and 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43–163.
36.        Morrissey MB, Wilson AJ. 2005. The potential costs of accounting for genotyping errors in molecular parentage analyses. Mol Ecol. 14:4111–4121.
37.        Navidi W, Arnheim N, Waterman MS. 1992. A multiple-tube approach for accurate genotyping of very small DNA samples by using PCR: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Am J Hum Genet. 50:347–359.
38.        Olivier M, Breen M, Binns MM, Lust G. 1999. Localiz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ucleotide sequences from the canine Y chromosome. Chromosome Res. 7:223–233.
39.        Pusey A, Wolf M. 1996. Inbreeding avoidance in animals. Trends Ecol Evol. 11:201–206.
40.        Queller D, Goodnight K. 1989. Estimating relatedness using genetic markers. Evolution. 43:258–275.
41.        Randall DA. 2006. Determinants of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Ethiopian wolf, Canis simensis [D. Phil. thesis]. Oxford (UK):University ofOxford.
42.        Randall DA, Marino J, Haydon DT, Sillero-Zubiri C, Knobel DL, Tallents LA, Macdonald DW, Laurenson MK. 2006. An integrated disease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the control of rabies in Ethiopian wolves. Biol Conserv. 131:151–162.
43.        Randall DA, Williams SD, Kuzmin IV, Rupprecht CE, Tallents LA, Tefera Z, Argaw K, Shiferaw F, Knobel DL, Sillero-Zubiri C, et al. 2004. Rabies in endangered Ethiopian wolves. Emerging Infect Dis. 10:2214–2217.
44.        Raymond M, Rousset F. 1995. GENEPOP (version 1.2): population genetics software for exact tests and ecumenicism. J Hered. 86: 248–249.
45.        Rice WR. 1989. Analyzing tables of statistical tests. Evolution. 43:223–225.
46.        Roemer GW, Smith DA, Garcelon DK, Wayne RK. 2001. The behavioural ecology of the island fox (Urocyon littoralis). J Zool. 255:1–14.
47.        SAS. 1990. SAS.STAT user’s guide, version 6, 4th ed. Cary (NC): SAS Institute.
48.        Selander RK. 1964. Speciation in wrens of the genus Campylorhynchus. Univ Calif Publ Zool. 74:1–224.
49.        Sillero-Zubiri C. 1994. Behavioural ecology of the Ethiopian wolf, Canis simensis [D. Phil. thesis]. Oxford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50.        Sillero-Zubiri C, Gottelli D. 1995a. Diet and feeding behavior of Ethiopian wolves (Canis simensis). J Mamm. 76:531–541.
51.        Sillero-Zubiri C, Gottelli D. 1995b.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Ethiopian wolf Canis simensis: large packs and small stable home ranges. J Zool (Lond). 237:65–81.
52.        Sillero-Zubiri C, Gottelli D, Macdonald DW. 1996. Male philopatry, extra-pack copulations and inbreeding avoidance in Ethiopian wolves (Canis simensis). Behav Ecol Sociobiol. 38:331–340.
53.        Sillero-Zubiri C, Johnson PJ, MacDonald DW. 1998. A hypothesis for breeding synchrony in Ethiopian wolves (Canis simensis). J Mamm. 79:853–858.
54.        Sillero-Zubiri C, King AA, Macdonald DW. 1996. Rabies and mortality in Ethiopian wolves (Canis simensis). J Wildl Dis. 32:80–86.
55.        Sillero-Zubiri C, Macdonald DW. 1998. Scent-marking and territorial behaviour of Ethiopian wolves Canis simensis. J Zool. 245:351–361.
56.        Sillero-Zubiri C, Marino J, Gottelli D, Macdonald DW. 2004. Ethiopian wolves. In: Macdonald DW, Sillero-Zubiri C, editors. Bi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wild cani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11–322.
57.        Stacey PB, Ligon JD. 1991. The benefits-of-philopatry hypothesi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ve breeding: variation in territory quality and group size effects. Am Nat. 137:831–846.
58.        Sugg DW, Chesser RK, Dobson FS, Hoogland JL. 1996. Population genetics meets behavioral ecology. Trends Ecol Evol. 11:338–342.
59.        Taberlet P, Griffin AS, Goossens B, Questiau S, Manceau V, Escaravage N, Waits LP, Bouvet J. 1996. Reliable genotyping of samples with very low DNA quantities using PCR. Nucleic Acids Res. 26:3189–3194.
60.        Valie`re N. 2002. GIMLET: a computer program for analysing genetic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data. Mol Ecol Notes. 2:377–379.
61.        Waits LP, Luikart G, Taberlet P. 2001.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y of identity among genotypes in natural populations: cautions and guidelines. Mol Ecol. 10:249–256.
62.        Wang J. 2004. Sibship reconstruction from genetic data with typing errors. Genetics. 166:1963–1979.
63.        Waser PM. 1988. Resources, philopatry,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among mammals. In: Slobodchikoff CN, editor. The ecology of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 109–130.
64.        Waser PM. 1996.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of dispersal in gregarious carnivores. In: Gittleman JL, editor. Carnivore behavior, ecology, and evolution. Ithaca (NY): Comstock Publishing Associates. p. 267–295.
65.        Wolff JO. 1992. Parents suppress reproduction and stimulate dispersal in opposite-sex juvenile white-footed mice. Nature. 359:409–410.
66.        Wolff JO. 1993. What is the role of adults in mammalian juvenile dispersal. Oikos. 68:173–176.
67.        Wolff JO, Macdonald DW. 2004. Promiscuous females protect their offspring. Trends Ecol Evol. 19:127–134.
68.        Woolfenden GE, Fitzpatrick JW. 1978. The inheritance of territory in group-breeding birds. Bioscience. 28: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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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讲繁殖行为的文章，都会觉得这种动物真是节操掉一地WWWWWWWWWWW（？
是说这篇在描写到狼群形成结构的时候，那满满的宫斗戏即视感是怎么回事WWWWWWWWW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