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台湾小说为何很难推向国际?让译者面有难色的四个问题

红峡青灿

全文摘自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7344/1219295

2015年的华文朗读节刚刚落幕，而就在活动期间，我受到朗读节其中一个团队「译动国际论坛」的邀请，参与了一场与国外译者们的闭门会议，向他们介绍台湾近十年小说发展的概况。能够向德、法、英、日四种语言的译者推荐我心目中适合外译的好小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我的推荐有多少说服力，不是我自己所能论定的；但在和这些对台湾文学有极高兴趣的译者讨论的过程裡，我反而获知了许多台湾的小说写作者从来不知道的事，也许可以说是与会成员中收穫最丰的一人。

由于会议的形式自由，所以在我简介了推荐的作品之后，有兴趣的译者就会对这本书的细节提问。从他们的提问和反应之中，我清楚地看到了译者们在筛选「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外译」的细节考量，当我讲到某些点的时候，可以很明确感受到译者们是眼睛一亮，还是露出了为难的表情。除此之外，译者们也提出一些他们对台湾小说的观察，刚好也呈现了台湾小说和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有某种难以接轨的落差。

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日文译者天野健太郎体贴地指出：这些「落差」不应该成为一种指令，要求台湾的小说家必须往这个方向靠拢，这些问题只是他们长久阅读台湾小说感受到的疑惑。但对我来说，我认为这些「读者反应」是很珍贵的，无论小说家是否愿意接受这些「国际标准」，多知道一些想法不是坏事；而对文化部、国艺会等政策部门来说，这些说法也比幻想追逐一个「同文同种」的，虚妄的「全球华文市场」要具体的多。

因此，底下的文章我将简单整理译者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问题一：为什么你们要写那么长？

在我原来的简报裡，每一本我推荐的小说，都会标明出版年份以及体裁，标明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集」。而在与会之前，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大概知道国外文学出版比较重视长篇小说，所以选择的书籍以长篇小说为多。但有趣的是，每当我介绍完一部作品，译者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这本书多长？」连续几本书之后，德文译者唐悠翰终于像是忍不住了一样问我：「为什么台湾的小说都写那么长？」

我乍听这个问题的时候，差点衝口而出：「欸？有很长吗？」我所推荐的十本小说裡，除了明毓屏的《高雄故事：再见，东京》有四册长，还有罗传樵的《臺北城裡妖魔跋扈》会有续集以外，其他的小说对台湾读者而言，大部份都是「标准」的长篇小说，厚度大约落在300到400页之间。

但天野健太郎告诉我，当中文作品翻译成日文的时候，篇幅很可能会膨胀到原来的一点五倍。他举例说，中文常常会有一个句子裡面，透过顿号并列很多个名词，比如说某人吃了五道菜，就写上五道菜名。中文写来容易，每道菜名都是三个字，但翻译成日文之后，吃这五道菜可能就要写成三行。

而除了译文膨胀外，唐悠翰也提出了出版上的考量。以在德国，一般读者比较习惯的小说篇幅来说，中文原作的长度在250页上下是最刚好的，换算成中文大约是十万字。厚度增加之后，成本和售价都会提高，也可能会让读者望而却步。（看来不是只有台湾读者不读太厚的书……）如果小说要超过这个篇幅，那乾脆拉到非常厚的尺度，做出市场区隔。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最常见的300到400页篇幅就要长不长、要短不短，反而是最尴尬的。

而为什么台湾的长篇小说可以这么长？我猜测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从文学史来看，可能是因为早期本土派作家以「大河小说」为生涯标竿，所以戮力追求那种上下一百年、贯穿家族四代的长篇钜製，比起严格控制篇幅、凝练结构，台湾的小说家更倾向「全力施为」。而在近年来，虽然还抱有这种兴趣的小说家并不太多，但政府补助的因素却也可能让长篇小说篇幅居高不下。比如以近几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推手「国艺会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来说，它设定的最低申请门槛是十五万字。——而这大概就等于我们前面所提到「台湾标准篇幅」。如果政策部门有心推动文学作品外译，或许应该更细緻地考虑这些细节。而对于作家来说，书写时的篇幅应该依照自己心中的创作蓝图，无需迁就翻译的标准，但我想一个值得从中自问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有必要每次都写到那么长吗？显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有很好的理由。

▎问题二：你要把读者带到哪裡去？

另外一位译者提出来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小说常常有一种「不知道要把读者带到哪裡去？」的感觉。唐悠翰指出，德国读者阅读一本书、一篇小说的时候，会希望看到作家明确地展示某个目标，所有的文字都一点一点在朝那个目标前进，不管是故事还是理念，都会有一个方向感。但在台湾和中国的小说裡，作家似乎不愿意让读者知道手上这本书正在往哪裡走，会写得比较晦涩。连带的，许多书裡面的段落，就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而这不只是整本书佈局层次的问题。法文译者高满德也提到，即使是在「单一句子」的层次上，台湾小说中也常会有不知道确切的意思是什么的句子。即使询问了作家本人，作家也可能回答「这是某种诗意的表现」，仍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向，让译者只能依照语法或句型来硬翻。

虽然我相信这些案例，可能有一些是基于文化差异、或不同语言运作逻辑不同，而有某些「不可译」的壁障，不应该强求台湾的小说家修改成外国译者能够理解的样式。但以我自己对台湾小说的观察来说，我认为这些译者所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正好暴露了台湾小说家基本功的薄弱。译者们抱持的态度是谨慎、宽容的，他们认为自己没能完全理解「作家要把我们带去哪裡」，当中必有什么小说家的特殊思考在内；但身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很清楚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实情是「作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从故事形式上来说，台湾长久以来不重视叙事结构的基本功，总是以「艺术性」、「避免僵化」为遁词，长久积弱不振而不愿意承认。「文学不应该被纪律束缚。」这类信条，几乎已成另外一种束缚文学创作的迷信。就算上面那句话是对的，也不应该反过来衍伸成为「没有纪律就是文学」，因为很可能只是乱写。而从小说表达的理念来说，戒严时期带来的「逃避思想」倾向、以及瀰漫在台湾各个领域的「抒情传统」，保护了思路不清的作家，甚至贬抑知性而过度推崇感性，长此以往，当然也就很难在小说裡面看到能成功调和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作品。

我观察到，在会议裡比较容易引起译者兴趣的作品，往往是那种「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故事」的作品，比如我介绍何致和的《花街树屋》时写道：

「这是一本台湾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一群小孩因为同情心，决心拯救马戏团裏的红毛猩猩。但面对复杂的世界和环境，这项拯救任务最终失败了，而这个失败的经验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第一句话是形式标籤，第二句话是故事梗概。而困难的是，即使我现在知道了这个诀窍，让我重新介绍一次，有许多台湾的小说仍然无法「一句话说清楚」，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完整故事。

有趣的是，从我高中写作以来，我也曾长期浸泡在上述的观念之中，对其深信不疑。而当时所有这样教导我们的前辈，所举的模范都是外国文学作品——但此刻却是关注台湾文学的国外译者亲口告诉我，台湾这样的写作方式让他们很困惑。但从译者的这项意见中，我也看到了可以乐观的理由。整体而言，2000年以后台湾长篇小说的品质是一直在进步的，而且越来越强调完整的故事、明晰的理念、精确的议题，逐步扬弃过去的作法。这个自然演化的方向正与译者们的期待不谋而合，只是我们才刚刚起步，很多事情还正要学。

问题三：小说家和编辑讨论过吗？

第三个我已经忘记是哪个译者提出来，但一提出就引起全场共鸣的问题：台湾的小说家出版作品前，会跟编辑讨论吗？

这个问题其实要反过来看，他们的意思是：许多台湾小说，看起来都没有经过编辑就出版了。从小说中的科学细节是否真的可能发生，一直到写作方向、小说整体的结构、目标读者群、写作技艺的打磨……对译者们来说，这都是编辑应该要做的工作。但是在翻译台湾的小说时，译者时常觉得自己同时把这部分编辑的工作再做一次，与作家讨论：这个段落是否必要？那样的表达能否让读者理解？是否该增删或重写某些章节？

我完全可以想像，当这种状况一直发生的时候，翻译台湾的小说，就会比翻译其他国家的作品有更多的风险与门槛。（套句商管杂誌最爱说的，这就是竞争力比较弱啦。）而说来惭愧，他们确实一眼看出了台湾文学出版的一个重要弱点。但从小说写作者的观点来看，我必须说，台湾文学出版的这种情况，其实不能通通怪编辑不尽责，反而是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自己要检讨。或许是华人社会对作家这类「知识份子」过于崇高的尊敬，也或许是前述「文学不应被纪律束缚」的迷信，总之在台湾作家当中，能接受编辑直接告诉他「某某段落写得不好，希望你修改」的人，我想寥寥可数。台湾的作家普遍姿态颇高，认为自己应该牢牢控制作品的所有细节，但忽略了「写作」和「出版」其实是两个领域的专业。

长久下来，编辑们自然也就养成习惯，「放作家自由。」于是，业界裡具有评估作品、协助作家修改的能力与经验的编辑，自然会越来越少。这样长期互动的结果是双输的，作家即使在出版产业裡最亲密的专业伙伴身上也听不到真话，无从知道自己每一本书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一直都知道这种情况，使得一塌糊涂的书照样可以出版，这种循环最后伤害的还是作家自己的信誉以及读者们对台湾文学出版的信心。现在还可以加上一条了——伤害到作品外译的机会。

▎问题四：为什么你们的小说角色不吃东西也不做爱？

最后是一个很小很小，但却让我心中瞿然一惊的问题。

在会议上，我介绍了黄崇凯的《黄色小说》，并且说明这是台湾小说中，很少见地讨论「异性恋男性的情慾」的小说。因为在过往的小说中，女性小说书写女性情慾、同志小说书写同志的慾望，都是很常见的主题，但是却很少异性恋男性作家反思自己的「性」，黄崇凯这本小说因此显得很突出。在会后，天野健太郎说他赞同我对台湾小说中「很少讨论异性恋男性的情慾」的说法，并且更加证明了他长久以来的疑惑：「我以前就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小说如果不是以『性爱』为主题，就几乎不写性爱场景；饮食也是，只要不是以饮食为主题，小说家也不喜欢写角色们吃了什么。要写就一定是主题，不然就完全不碰，为什么呢？这些东西也都有它们的美感和功能啊！」

此话一出，在场的译者们纷纷点头称是。（而我差点忍不住想说一声：「干，真的耶，你突破盲肠了！」的衝动……）

说真的，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并不一定有多重要，也不会造成译者和读者的困扰。（「不写」什么通常不会成为评价作品的标准，人们比较在意的是「写」什么）但在思索几天之后，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牵连的可能是更大的隐忧：一是我们的作家其实还是有很强烈的性别角色分工，二是我们的小说非常非常不习惯提供具体细节。

前者至今仍可见于创作与评论的套路上，无论女性作家写的是什么，一定会被认为表达了某种「女性意识」，而把「女性」代换成「同志」也会有一样的结果；但如果是（异性恋）男性作家就不会有什么人谈论「男性意识」。某些主题，也彷彿就是特定的性别位置才能去写，比如上文提到的情慾主题——异性恋男性作家当然也偶尔会写写性，但没有义务反思自己的性；那是女性作家和同志作家的「守备范围」。这是画地自限也是刻板印象。

后者则有比较久远的歷史脉络。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为台湾的纯文学小说立下了诸多标竿，却也留下了诸多不能算是太好的习惯，比如刻意地模糊人、事、时、地、物，形成「两个面目模糊的人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对话」这样的形式。连人名和环境都模糊了，更不可能花力气去描写明确的吃穿日用。这种写法在戒严时期或许还有其必要性，毕竟「话不能说太明」是那个年代的必备技能，但解严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还不敢把小说写清楚？我们在怕什么、躲什么？

▎他人的眼睛

当然，不是所有小说家都必须追求外译，作家优先考虑本国的读者是很正常的事。但同为小说创作者，我心知肚明，透过国外译者们的眼睛折射出来的许多疑惑，并不是「文化差异」四个字可以带过的。想用这四个字回应上述问题，其实就等于轻率地说「反正你们外国人不懂啦」，而不愿意承认有很多问题是源于货真价实的「缺点」。

在场的译者都是对台湾文学很有爱的外国读者，即使许多作品的「规格」在翻译上可能很有困难，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要把这些作品带回去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交谈，他们都不掩饰对台湾文学作品的热爱，哪部作品让他哭了好几次，又有哪部作品让他觉得是难以比拟的天才；也因此，我对他们愿意诚实提出阅读中的疑惑这一点，感到万分的珍贵。特别是这几双眼睛真的利得很，每一个问号都能刺中一个我们真的必须面对的问题。台湾的小说写作者无需妄自菲薄，但需要我们认真以赴的事情也并不在少数啊。



觉得很有趣的探讨。

我不否认我有时也会有这些缺点，不善于长话短说，一个简单的主意可以写出好几万字，然后突然变成巨大的篇幅，收尾之后就不慎降低末段的文字水平。
但我要为最后一点辩解，我会写出吃饭，这很重要，我也看重许多小说不讨论的主角金钱来源，有些英雄小说还甚至忽视主角的心路歷程，可是性爱真的有其必要性吗？西方人和日本人性爱开放，他们把做爱当做吃喝拉撒般的平常，但在中华文化裡，不论大陆或台湾(不含政治立场，以下泛称中华文化)，很不幸的，这是个隐晦的话题。基于我们的文化，我们排斥不写，或者自成主题，我觉得这是外国──特别是西方译者必须接受的文化差异。我犹记得《蓝熊船长的奇幻冒险》这本得奖书有一个评论便是"除了性爱和暴力，无所不包含的百科全书"，我一直希望我的小说往这方向努力，但作为学生物的人，我的自然常态已经被人类文化认为是暴力，只剩性爱我想守住，隐晦的表达此事存在，性不可或缺，但重要性远远不如吃饭，我喜欢点到即止。

我不敢说我看过的书非常多，但也不算太少，诸多得奖的小说裡，我知道西方人和日本人可以把阴茎跟手指这两个词同样用得稀鬆平常，华人做不到，华人就是如此。内文提到的不知带领小说往哪裡去，我觉得也很可能说的是中华文化特色的陈述方式。自小我们在写作文时老师就会指导，冒题法比破题法高明，能烘云托月就不要开门见山，西方人善于破题，翻译小说即使冒题，也不会拖过三章节就进入正文，但中华小说不然，你很可能看了半本才会意过来这在写甚么，一瞬间填满前面的坑，这正是文化差异啊。

作为华人，先声明不是教育影响，我真的比较喜欢冒题法，《星之石》和《龙骑士之约》相比我自己认为前者拖得比较久才冒出主题，可正是如此的剧情才完整，我只能说我们确实比较习惯或者喜欢用冒题法，至于谁重谁轻，倒是不需分量。

至于编辑这件事，我不做评论，因为我没有出过书，充其量在网路上也默默无名，但我很想说文人确实是相轻，作者间的互相攻伐和找麻烦的能力早已超过编辑的水准，一部作品若被同是作家的人找尽了麻烦，编辑大概连错字也抓不出了吧。

火尾-555

有那种经验 , 小说裡面常常出现
某人 某地 某时间  然后只有对白 , 作者本身当然对故事背景很清楚 ,  所以知道内容是甚么 , 但是读者: WTF?

这裡面是在供三小? 谁和谁在说话啦 , 而且又跟前后剧情好像没啥关係的伏笔 , 詪本让人看不懂啊!

的那种情况


御我 蝴蝶 水泉 之类的比较少 , 偶而会出现 , 通常要到一百年后才会连接到这个伏笔 , 不过我除非重看 , 不然大概早就忘记那不明所以的内容了

九把刀 不太搞这一套 , 他甚么事情都交代得很清楚 , 可是小说内容总是很脏 , 且重度歧视读书人

我以前有看过一些大路小说 , 不过都是看到破题法 , 没啥阅读困难 , 除了主角经常捧的过于强大 , 开后宫又天下无敌以外

沈石溪则描述很人性化的动物为重点, 说真的, 我不认为会有动物因为不能融入群体而刻意断尾

西方有些也有缺点 , 有些一开门见山就大量陌生的地名国名人名 , 要是没有附地图和名册读起来脑袋会爆炸
龙枪系列是最靠北的 , 一堆种族一堆名词 , 还不解释牠们的特性 , 可能有在某一本解说过 , 但是后来的系列通通不解释 , 让人连脑补都有困难

魔戒要不是有电影加持也是一样 , 阅读起来那些强兽人半兽人超难脑补

倒是当成遊戏开发很适合

羽·凌风

感谢555，我正想吐槽龙枪系列简直是阅读困难WWWWWWWWWWWWW
别说西方人看东方作品有问题，东方人看西方作品一样有阅读障碍啊~
莎士比亚之类经典文学就不说了，包括像福尔摩斯啊阿加莎啊哈利波特啊这类畅销海外的通俗作品也一样，连续看几章就会头昏脑涨，比看中文文献或者狼图腾的民族意识讨论(?)还要累啊（哎？
试问有几部西方文学里面刻意迎合了中文的阅读习惯了？就算是描写中国的场景，他们依然会用大量的西式比喻、从句句式、台词风格
可是人家莎翁就是可以在中国也备受尊崇，人家福尔摩斯和哈利波特就是在国内也吃得香
所以我觉得这些真不是“缺点”，还真的就是“文化差异”而已
而他们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类型领域里做得很棒，仅此而已
就跟三体照样可以拿国际的科幻雨果奖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倒是比较奇怪，这位作者身为中文作者，为什么要想着去迎合拉丁语世界的阅读习惯，然后还把中文不能成功的原因归结到阅读习惯啊

红峡青灿

不得不说我跟其他几个同学讨论之后，他们的看法是这还有很大的问题是译者功力不够!WWW
试想小时候我血中翻英，有时候抓不到关键的词就会写得很长，
中文本来就是会一个词有大量意象的啊，要想全翻就会必然变长，
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英文相对较言简意赅，所以几乎每一本英文小说的中译本都长得很厚啊!!!
那只是因为英文可以在较短的篇幅裡解决故事，中式的叙述就是比较长所需要更多页，
小小的英文小说变成大大的中译本，大大的中文小说变成更大的英译本，
这根本就是翻译扩散的道理啊是译者不会言简意赅!!!

大熊星座

实名反对楼上几位答主（等等这知乎腔是怎么回事WWWWWWWWWWWWWWWWW

诚然，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但作者更侧重的，却是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更具体来说，是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角度，来讨论为何台湾小说目前在国际上受接受度较低的问题。显然，这不是简简单单一句“因为台湾小说创作时没有迎合拉丁语世界的阅读习惯”就能强行遮掩过去的。正如楼上 @羽·凌风 所说，莎翁就是可以在中国也备受尊崇，人家福尔摩斯和哈利波特就是在国内也吃得香，然而人家也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刻意迎合华语阅读圈的习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书，在华语圈也能大行其道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哪些优点是文中提到的台湾小说并不具有的？而不是仅简简单单把台湾小说难以推向国际的原因说成是“它们只是还不够好而已”。作者所要探讨的，也许并不是台湾小说在哪些地方不符合拉丁语世界的阅读习惯，而是从更高层面上看，台湾小说创作目前有哪些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在客观上确确实实已不符合当今小说创作发展方向的真实弊病，有哪些客观上阻碍了台湾文学发展的不良积习。

个人对台湾小说几乎没有涉猎，很遗憾无法就讨论对象举出一些例子详加论证，但关于作者讨论的前三点，个人认为其本质上，涉及到文学创作的现代性问题。
这里附上拓展阅读：《我对小说的看法》，王小波

我自幼就喜欢读小说，并且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写小说，直到二十七八岁时，读到了图尼埃尔（Tournier.M.）的一篇小说，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不知不觉之中，小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区别，就像汽车和马车的区别一样大。现代小说中的精品，再不是可以一目十行往下看的了。为了让读者同意我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杜拉斯（Duras.M.）《情人》的第一句是：“我已经老了。”无限沧桑尽在其中。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每句话的写法大体都是这样的，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在经典作家里，只有俄国的契诃夫（Chekhov.A.P.）偶尔有几笔写成这样，但远不是通篇都让人敬畏。必须承认，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叫做《少女与死》，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

    因为这个发现，我曾经放弃了写小说，有整整十年在干别的事，直到将近四十岁，才回头又来尝试写小说。这时我发现，就是写过一些名篇的现代小说家，平常写的小说也是很一般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Durrenmatt.F.）写完了他的名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之后，坦白说，这个长中篇耗去了他好几年的光阴，而且说，今后他不准备再这样写下去了。此后他写了很多长篇，虽然都很好看，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精粹。杜拉斯也说，《情人》经过反复的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照我看，她的其他小说都不如《情人》好。他们的话让人看了放心，说明现代小说家也不是一群超人。他们有些惊世骇俗的名篇，但是既不多，也不长。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现代小说中几个中篇，如《情人》之类，比之经典作家的鸿篇巨制毫不逊色。爱好古典文学的人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也没打算说服他们。但我还是要说，我也爱好过古典文学，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如果没有现代小说，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保持阅读的习惯。

    我认为，现代小说的成就建筑在不多几个名篇上，虽然凭这几篇小说很难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但现代小说艺术的顶峰就在其中。我的抱负也是要在一两篇作品里达到这个水平。我也特别喜欢写长中篇（六万字左右），比如我的《未来世界》，就是这么长。《情人》、《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名篇也是这么长。当然，这样做有东施效颦之嫌。在我写过的小说里，《黄金时代》（《联合报》第十三届中篇小说奖）是我最满意的，但是还没达到我希望的水准，所以还要继续努力。

这篇文章里谈到了现代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创作走向高度的艺术化、专业化、精粹化，它要求作品的一词一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最微小的元素，都得到精心的打磨与安排，成为为作品追求艺术美而服务的不可或缺一部分，甚至到千金不易一字的程度。
而按作者的看法，当前的台湾小说，其实正是在创作现代化上有所欠缺。首先，“我们真的有必要每次都写到那么长吗？显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有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说，台湾目前的小说中，有不少成分属于冗余。其次，“台湾和中国的小说裡，作家似乎不愿意让读者知道手上这本书正在往哪裡走，会写得比较晦涩。连带的，许多书裡面的段落，就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这也反映出，目前很多华语小说，在创作上具有较大随意性，很多时候还处于信马由缰的阶段，而缺乏有意识地自觉对作品精细雕琢，细致布局与安排。最后，就是编辑对创作者权利的过分尊重，导致自身的不作为，从而使创作方缺乏敦促。使得整个台湾的小说创作发展，没有能及时跟上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

再深一层的原因则很难确定，可能会涉及方方面面。从大的时代发展方向而言，无论在哪儿，现代化都是一个过程，工业、基础设施现代化也许还能速成，思想、文艺现代化的过程则注定漫长很多。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现代化进程的起步都晚了太多，因而，在文艺上表现出落后于时代方向的特征，大约也是一件必然的事？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提到，台湾经过一个“文字狱”般的文化管制时期，导致它的创作传统中，有规避思想、一味感性抒情的倾向，这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创作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一味沿习这种传统，也间接导致了目前台湾的小说打着“艺术创作自由”的幌子，行的却是“散漫无规则，不讲合理文法”之实。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们也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利与太高的地位，挤压了“写作”和“出版”这两个专业领域对作品进行评判、协助创作者修改作品的空间。另外，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在地理上有着相对独特的地缘特征，正如日本传统上盛行一时的私小说，台湾小说可能也发展出了类似的专注于个人内心感性体验的创作倾向，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至于最后一点，我以为，没错这确确实实就是文化差异，中国人向来有含蓄，尤其是在性问题上进行隐晦的传统。但有这种传统不代表描写性爱就没有必要性。原因在于，我们往往刻意不写性，但实际生活中，我们啪的却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少，不然13亿人哪里来的啦？WWWWWWWWWWWW这也就表明，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性其实与在其他国家、地区人的生活中一样重要。并不是性对我们不重要，我们不在意它，所以我们不写；而是星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很在意它，但我们刻意不写。因此，就算回避性在中国小说创作中是一种传统，但这也不能说是一种自然、正当的传统，而是非自然的、会妨害到艺术创作内在真实的传统。